◎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
中國正利用虛幻的「現狀」（status quo）迷思，來破壞區域穩定。最關鍵的是，一九七九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TRA）其實從未提及這個概念。相反地，該法第二條（b）項與第三條，明確規定美國政府的法定政策方針，即提供防禦性武器，並維持美方抵抗任何試圖以武力或脅迫手段破壞區域和平，以及威脅台灣安全、社會與經濟運作的能力。
將這些法律義務框定為模糊的「現狀」，製造出概念上的陷阱。這會錯誤地將台灣的自我防禦貼上「挑釁」的標籤，進而使自衛者無所適從，任由北京透過灰色地帶作戰（gray-zone warfare）逐步窒息這個島國。為了具體落實《台灣關係法》，華府與台北必須以「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戰略——這是一套積極主動的準則，主張在法律、經濟、金融、外交與軍事等多重領域，採取即時且相稱的盟友反制措施，取代被動的模糊政策，以對抗中國圖謀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根據這項準則，嚇阻（deterrence）與保證（assurance）必須雙管齊下，讓中國的侵略行為付出極為慘痛且難以承受的代價。
切香腸式的侵蝕現實
北京的盤算是，華府不會為了漸進式的現狀改變，而承擔引發全球衝突的風險。因此，自二〇二二年以來，中國透過幾乎每日發動的海空騷擾，以及片面將民航航線推進至台灣空域邊界，系統性地抹除一九五五年以來的實質「海峽中線」，同時也持續侵蝕台灣外島周邊的海域界線，使台灣本島暴露在封鎖、飛彈攻擊與全面入侵的威脅之下——這些戰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義使命-2025」與「聯合利劍」等大規模軍事演習中，已被多次演練。
在二〇二四年二月的金門快艇事件——當時兩名中國漁民在逃避台灣海巡署追緝時溺斃——發生後，中國海警局便片面宣稱，台灣在兩岸前線島嶼周邊並無「禁限制水域」，並開始在台灣沿海附近展開極具侵擾性的巡弋。這波行動隨後更透過所謂的「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進一步擴展至台灣東部海域。透過派遣中國海警攔截並威嚇商船，北京正在擴張其內部執法權的地理範圍，將公海與國際水域轉變為其口中的「管轄海域」。
這些操作已對全球商貿往來構成威脅；目前全球超過半數的貨櫃船隊行經台灣海峽，而且台灣生產全球九十％的先進半導體。只要宣稱對台灣東部航道擁有管轄權，北京便可不費一兵一卒、不發一槍一彈，對台灣實施隔離或全面封鎖。
與此同時，北京也正利用法律戰將台灣的主權行使「入罪化」。在國際層面，這套法律戰的基礎在於北京對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的扭曲，藉此宣稱其對台主權主張已是全球共識。而在中國國內層面，這套戰略在《民族團結法》（官方全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於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生效時，展露最赤裸裸的企圖。正如台灣大陸委員會所警告的，這部名為團結、實為併吞的法律，試圖透過強迫台灣公民認同官方定義的「中華民族」身分，從法律上將台灣吸收併吞。該法第六十三條更主張史無前例的域外管轄權，將中國境外任何反對中共所謂「統一」的個人與組織列為目標，並予以入罪。
此舉直接違反以「排他性領土管轄權」為核心的「西發利亞原則」（Westphalian principle）。從歷史與國際法來看，一個國家絕對不能合法地對一個其從未進行積極治理或實施行政統治的領土與人民，主張刑事管轄權。然而，中國在要求全球順從其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的同時，卻公然無視自身的國際義務，拒絕承認常設仲裁法院（PCA）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在二〇一六年做出的具法律約束力裁決；該裁決已明確駁回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但北京隨後竟片面將其南海主權聲索擴大為「十段線」地圖。
戰略模糊與嚇阻陷阱
要維護和平，必須在嚇阻和保證之間取得平衡——前者是向對手發出有效威脅，使其相信一旦蠢動將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後者則是向對手確認，只要不發動攻擊，便不必承受這些代價。過去，華府的「戰略模糊」政策確實平衡了這套方程式，只是如今已被北京破解。透過小心翼翼地在公然開戰的門檻之下進行灰階操作，中共得以日復一日地微調並改變現實，卻毋須承擔任何軍事或經濟代價。
台灣因此陷入兩難的困境：捍衛邊界將面對破壞「保證」的指控，但若保持被動，又等於默許中國的領土擴張。北京事實上已經攘奪台灣一半的生存空間，卻還要逼迫台北保證絕對不去捍衛剩下的另一半。這種被動立場在台北助長了有害的「疑美論」，同時在華府滋生「疑台論」，嚴重侵蝕盟友間的互信。然而，對台灣一般民眾而言，回擊是為了捍衛自身民主認同的生存之戰。這種公民社會的韌性，本身就是一項不對稱武器，證明除非徹底摧毀台灣的社會結構，否則台灣絕不可能被併入一個極權統治體系之中。
第一島鏈（FIC）反制行動建議
為了落實《台灣關係法》的反脅迫方針，第一島鏈的前線民主國家必須轉向「動態均衡」戰略。華府可以透過「對灰色地帶作戰保持戰略清晰」，來實現這個目標，即對於是否出兵應對全面兩棲進犯，繼續保留戰略模糊，但必須明確宣示，任何灰色地帶的挑釁，都將觸發即時、可預測且層級不斷升高的反制措施。
由於《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項明確將區域和平視為國際重大關切事項，而且基於各國既有的共同防禦條約，一個涵蓋華府、台北、東京與馬尼拉的緊密小多邊（minilateral）區域網絡，應該立即採納以下至少七項環環相扣的機制，以正確應用嚇阻與保證的戰略理論：
建立第一島鏈政策、訊息發布與法律協同小組：透過「美台海巡工作小組」（U.S.-Taiwan Coast Guard Working Group），搭配全天候廿四小時運作的公開來源情報（OSINT）監控中心與聯合法律協同單位，將這四個民主國家整合為一個行動協調小組。公開來源情報中心應即時截獲並公開披露中國官方媒體的內部宣傳與行動指令，徹底杜絕北京的卸責空間。與此同時，法律協同單位應同步對接各國海巡機關的執法權限，並推動各國國內法律的互惠修訂，以實現無縫接力追蹤，進而排除被北京武器化的執法摩擦與管轄障礙。
部署自動化「灰色地帶歸責」網路主權樞紐：四國聯盟必須部署一套自動化網路作戰系統，將商業衛星、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應答器，以及高空監偵感測器的即時資料，彙整到一個公開的追蹤資料庫。一旦中國海警船關閉發報器，或是海上民兵船隻進逼並「群聚包圍」海上通道，該樞紐將自動記錄並發布船隻編號、指揮官身分，及其背後的國家指揮鏈，將灰色地帶的操作具現為無所遁形的國際責任與外交代價。
協調聯合法律賠償與分保公約：為反制中國「圈海為地」的海上圍堵意圖，四國聯盟必須建立一個由國家財政支持的風險承保基金，以保障商貿航運、民用航空與物流集團的權益。這項公約必須以一份聯合法律聲明為核心，明文宣告北京片面宣稱的「管轄海域」與執法授權，在國際法上自始無效，在不需要立即升級軍事衝突的情況下，化解商務疑慮並確保貿易暢通。
推動海事與基礎建設互通架構的常態化與制度化：四國聯盟必須系統性地將台灣整合到區域海事合作網絡，充分善用現有架構，例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印太海域意識夥伴關係」（IPMDA）、《日菲相互准入協定》（RAA），以及美日菲三邊海事安全協議。台北必須在標準的國際法規範下，對金門和馬祖等外島堅定主張排他性的國內行政管轄權，同時為海巡前線人員提供堅實的法律免責與訴訟補償保障，以及監控硬體升級。此外，台北也必須堅決反對並斷然拒絕北京企圖將台灣海峽「內海化」而鼓吹的兩岸「基建互聯互通」專案。
徵召民間海上防禦與聯合護航船隊：四國聯盟必須跳脫傳統海軍戰艦的單向思維，徵召民間拖船、專業海事救難船，以及受國家補貼的民間商船隊，建立一個非軍事性且具高度韌性的「聯合護航船隊」（Cooperative Escort Pool）。台灣必須積極將其龐大的民間海運集團，整合到這個網絡。當中國執法船隻試圖在台灣東部海域非法執行所謂的「安全檢查」時，這支民間船隊即可部署不具升級挑釁性的物理阻擋與掩護戰術，並透過不間斷的多角度影音直播，迫使北京的武裝力量在全世界的電視畫面上，面臨自行退卻或蓄意衝撞無武裝民船的兩難抉擇。
籌組第一島鏈海底電纜防護與搶修網絡：為了防止北京在次危機（sub-crisis）狀態下使台灣陷入數位盲化，四國聯盟必須在「多邊海事合作活動」（MMCA）架構下，設立一個專屬的「海底基礎建設韌性倡議」（Undersea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Initiative）。這項機制要求前進部署盟國的電纜維修船與自主式水下無人載具（AUV），全天候監控並保護行經台灣北方宮古海峽、東海通道，以及台灣南方巴士海峽與呂宋海峽的光纖電纜。任何針對這些重要通訊線路的蓄意破壞或干擾，都將被視為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不對稱攻擊，並自動觸發盟友的即時反制。
將對等的金融、戰略與貿易嚇阻機制明文入法：四國聯盟必須草擬一份透明公開、直接與灰色地帶違規行為連結的「精準制裁」（micro-penalties）項目清單。如果中國海警船非法在台灣東部海域巡弋，或企圖強行登檢商船，該艘船艦及其指揮官，甚至建造該艦的造船廠，都將面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與美元／歐元結算市場的即時國際金融凍結。根據這套事先明文入法的「主權關稅清單」（Sovereignty Tariff Menu），如果北京片面更改民用航路，或侵入他國海域，四個盟國市場將自動對參與其中的中國國有集團（例如中國遠洋海運集團），開徵強制性且逐級遞增的物流附加費。
期待台北在北京系統性地抹除其邊界時仍束手待斃，是一種地緣政治上的「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真正的安全保證，絕對不能透過將片面解除武裝，美化為自我克制來換取。既然國際組織已紛紛譴責北京的法律戰，建立一個更廣泛的聯盟將是水到渠成。澳洲、歐洲及其他盟國都應該加入這些集體應變機制，以強化嚇阻力量，並為可能的衝突升級做好準備。
除非華府、台北、東京與馬尼拉不再堅持被動的戰略模糊，並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各自的共同防禦條約，實施強而有力的集體對等反制，否則台海兩岸的平衡將在千刀萬剮的凌遲（a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中逐漸瓦解。死守一種被動的「現狀」，無異於要求遭到悍匪施暴的被害者保持沈默，以免打擾鄰里的安寧。
（作者吉耐獅為退役美國空軍外務官，專研反恐怖主義、非正規作戰、飛彈防禦與戰略。二〇二二年獲選我國外交部「台灣獎助金」學人，二〇二三年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防大學擔任駐點訪問學人，二〇二四年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際駐點學者。目前以華府猶太政策中心資深非駐點研究員身分在台研究。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