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全球人口老化最快速的地區之一，但其「死亡素養」（對死亡、善終照護及喪親的知識與意識）卻落後於其預期壽命。專家呼籲，民眾應及早進行生前規劃（end-of-life planning），以確保財務與醫療自主權，並避免隨著健康衰退而引發的家庭衝突、資產凍結與不必要的痛苦。
香港「南華早報」9日報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202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港人的死亡素養得分為4.68（滿分10分），略低於新加坡的5.66分。
社會企業「平安五寶中心」（Five Blessings）是少數為長者提供一站式生死規劃服務的機構之一，涵蓋遺囑、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葬禮規劃與生命故事撰寫，費用從免費到約2萬2000港元（約新台幣9萬元）不等。
預設醫療指示允許一個人在健康惡化到特定程度時，拒絕某些維持生命的治療，如心肺復甦術（CPR）和管餵。官方紀錄顯示，在公立醫院作出的指示數量從2015年的僅706份，增加到2025年的2070份。持久授權書則授權他人在當事人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管理其財務，該數量從2018年的440份增加到2025年的3966份。
平安五寶共同創辦人伍桂麟（Pasu Ng Kwai-lun）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近期的移民潮，以及不斷改變的家庭結構，促使此類服務需求上升，「新冠疫情讓我們看見生命的無常。許多長者在安老院中掙扎，家人卻無法探望他們，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事情並未如預期般發展。」
同時，隨著移民潮的出現，獨居或雙老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此外還有無子女或離婚的長者。伍桂麟說，提前為死亡做規劃，不僅僅是管理資產，更是為了讓自己安心，知道自己有A計畫、B計畫、C計畫，「但大多數人甚至連A計畫都沒有。」
港人的預期壽命位居世界前列，男性平均為83.3歲，女性為88.7歲，但「無殘疾預期壽命」卻低了許多。香港中文大學主持並於2023年發表在「刺胳針」（Lancet）期刊上的研究顯示，65歲的港人通常在剩餘的22至25年預期壽命中，約有16年可以無殘疾地生活。
伍桂麟指出：「到那時，你的身體與認知功能將受限，甚至可能達到法律定義的失去精神行為能力；你可能會在床上度過餘生，而你所有的積蓄都因為無法使用而被鎖在銀行裡。」
未做好規劃的其他後果包括：死後引發爭產糾紛，或透過不必要的維持生命治療延長病患的痛苦。伍桂麟示警，如果長者不提前規劃，一旦積蓄耗盡，被迫嚴重依賴社會福利、院舍照顧及公營醫療，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將急遽膨脹。
然而，他指出，並非所有長者都能輕易指定某人為持久授權書的受權人，因為他們的社交網絡正在萎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指定信託公司，在他們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管理其財務與財產。這些公司通常會收取一次性的設立費及年費，金額取決於資產價值。
長者面臨的另一大障礙，是向家人敞開心扉討論善終選擇。伍桂麟說，為此爭吵未必是壞事，因為爭吵也是一種溝通形式；「更糟的是長者不敢提，或是家人一聽到就立刻終止對話，留下雙方互相猜測對方的心意。」
為了彌合這個差距，平安五寶中心鼓勵客戶與家人一起參加說明會，逐步對整個家庭進行教育。
然而，即使準備好法律文件，家庭動態仍可能阻礙進程，此時「長者調解」（elder mediation）便能發揮作用，作為在老化家庭中維護個人選擇與關係的工具。
長者調解與長者法律學苑（Elder Mediation and Elder Law Academy）共同創辦人陳曉彤（Elizabeth Chan Hue-tung）指出，在死亡規劃討論中產生的許多衝突，未必是關於醫療，而根本上是關於愛、內疚、孝道、負擔與家族歷史，「但在實務上，這些會變成關於是否要急救的對話……而在加護病房（ICU）的走廊上談論這些，已經太遲了。」
陳曉彤指出，長者調解源於西方司法管轄區的監護案件，側重於年長者獨特的需求、權利和聲音。它將決策權從親屬替長者做決定，轉向支持長者自身的自主權。
在過程中，調解員會分別與各利益相關者會面，以釐清核心關注點和潛在利益。陳曉彤表示，這個過程不僅應讓主要決策者參與，還應包括最親近長者、熟悉其日常作息的人，例如外籍家庭傭工。
即使是患有晚期失智症的長者，也絕不會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仍可表達自己的好惡。若有必要，可由全家同意最了解該長者的代表代為發言。接著，調解員會引導結構化的對話，制定出詳細說明每個人角色的具體行動計畫，並隨著健康需求的演變定期進行審查。
她說，如果能更善用這些服務，就會有更多人完成生前規劃文件，也更少人最終在醫院而非家中離世。
